道医交感 互相包容

•在诸子百家中，道家对中医的影响最深，指导意义最大，中医的名实理论、医德文化，均受到了道家文化的浸润和滋养。

•道家思想与医药养生交感融合，吸引了注重健康者的注意力，扩大了影响，道家也因医药养生而魅力四射，光彩夺人。

•中医与道家相互交感、相互包容，道家对中医的影响最为深远，中医也反作用于道家，改变了他们的一些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

在我国历史上，道家的地位虽不及儒家崇高，但却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对中医药的影响尤其深远。道家思想和中医药名称、理论、实践、医德均有交感相错之势。同时，中医提高了道家的影响力，改变了其某些观念，在道教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多借力于中医药。

道医相通本一家

诸多中医药典故源于道家

“妙淂岐黄术，长存利济心。悬壶曾近市，卖药不论金。泉溢苏耽井，花明董奉林。故园从此去，种术白云深。”（明代曹义《送医人还金华》）这首诗通过多个中医典故赞扬医者的医术医德，而这些典故均和道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岐黄。岐黄之名，来源于《黄帝内经》中岐伯与黄帝的问答。有学者认为，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经，原本就属于道家著作。岐伯被医家和道家尊为“天师”；在《黄帝内经》与《庄子》中，黄帝均是一位养生有道、谦逊好学、德布四海的开明统治者。

悬壶。悬壶典故出自《后汉书·方术传下》，东汉小吏费长房在工作中结识在市场上悬壶卖药的仙人壶公，学得医疗诸病之法。葛洪《神仙传》进一步渲染壶公与费长房故事，二人遂成道教中的神仙，医者中的楷模。

杏林。董奉与华佗、张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曾为汉末军阀士燮治好绝症。董奉杏林典故源自葛洪《神仙传》，后世用之形容医术高超、医德高尚。

橘井。橘井典故出自《列仙传》与葛洪《神仙传》，相传苏耽是汉文帝时人，得道升仙前嘱咐母亲用自家庭院中井水、橘叶可救治瘟疫，后来果如其言。后世用橘井泉香形容中医药行业。

道家认为服食苍术可以成仙，古人常用种术指代种植中药材，如柳宗元《种术》：“守闲事服饵，采术东山阿。”许多和中医药相关的典故、习俗，也和道家有关，如南阳菊潭，重阳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端午节挂艾虎、系五彩丝线、饮雄黄酒等。

道家典籍对中医的深刻影响

“暗诵黄庭经在口，闲携青竹杖随身。晚花新笋堪为伴，独入林行不要人。”（唐代白居易《独行》）这首诗描写作者默念《黄庭经》游玩养生的闲情雅致。很多道家经典著作和中医理论互参互通，相互融合包容，故有“道医相通”“道医一家”之说。

《老子》。《老子》是我国首部具有较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观念，中医以之阐释天人合一之理及人体生命规律，《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辩证法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精华，邹衍在此基础上提出阴阳学说，后成为中医的哲学基础，并由此建立了中医辩证思维。老子说：“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中医将其作为治疗疾病的根本法则——调整阴阳，即根据身体阴阳失调的具体情况，损其有余，补其不足，促使阴阳恢复相对协调平衡状态。清静无为是《老子》的基本观点，对中医养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对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管子》。稷下黄老学是我国哲学史上首个倡导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医以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建立了朴素唯物主义观。黄老学中的《管子》提出了“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小颗粒，《管子·内业》曰：“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管子·水地》曰：“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认为人的意识是由精气生成的，朴素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管子·内业》曰：“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庄子》。养生一词来源于《庄子·养生主》，中医恬淡虚无、适应四时、遵循自然规律等养生观和精神治疗，主要源自《庄子》。《黄帝内经》中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等说法，天府、昆仑、清泠渊、涌泉、至阳、至阴、灵台等穴位名称，也来自《庄子》。《庄子》还记载了很多与《黄帝内经》相通的医药知识，如《在宥》曰：“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

《黄庭经》。《黄庭经》是一部将道家思想与中医相揉合，以七言韵文形式论述修炼与养生的著作，曾被道教多个派系尊奉为经典。其中《黄庭外景经》确立了道门医学的命门位置，开命门学说之先河，最早论述了气功内视之法，并认为延年长寿在于固精、养气、守神。《黄庭内景经》继承了中医“五脏神”之说，阐述了五脏六腑的解剖构造和生理作用，强调肾在脏腑中的重要性。对脑主神明有了明确认识，体现为脑为精神之主宰、生命之根本。首次提到气功“三丹田”学说等。

其他很多道家书籍，如《列子》《清静经》《云笈七签》等，也与中医互参相通。

道家中人的医疗实践推动了中医的发展

“十载扶行恃短筇，一针相值有奇功。出门放步人争看，不是前来勃窣翁。”（朱熹《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针之而愈，戏赠此诗》）道人用针灸治好了朱熹的足疾，朱熹写诗相赠。道士修炼的目的是长生修仙，他们采药炼丹、吐纳导引的行为，间接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葛洪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很多道士兼修医术，还有医家兼修道术，医道交融，他们的医疗实践促进了中医的发展。

葛洪在长期的炼丹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药物知识，其代表作《肘后备急方》具有救急、方便、实用的特点，后世多用“肘后”指代药书，如刘禹锡《闲坐忆乐天以诗问酒熟未》：“案头开缥帙，肘后检青囊。”葛洪夫人鲍姑，是我国最早的女针灸学家。雷斅援道入医，将道教修炼所需的药材炮制技术与中医相结合，著成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炮制学专著——《雷公炮炙论》，初步奠定了炮制学基础，使中药炮制成为一门学科。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初步确立了综合性本草著作的编写模式，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和治疗属性分类，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

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王冰著成《次注黄帝内经素问》24卷，用道家之言注释《黄帝内经》，并将《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等有关运气学说的七篇大论补入其中。王怀隐主持编撰的《太平圣惠方》载方16834首，是我国现存公元10世纪以前最大的官修方书。刘完素是河间学派的开山鼻祖，提出“火热论”，创中医“寒凉派”。滑寿著《十四经发挥》《诊家枢要》，为针灸基础理论的普及和脉诊作出了重要贡献。冷谦的《修龄要旨》集气功、养生、保健、护理等内容为一体，对后世养生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其中的《养生十六宜》等。

道家思想对中医医德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玉满堂非己物，子孙委蜕是他人。世间尽不关吾事，天下无亲于我身。只有一身宜爱护，少教冰炭逼心神。”（节选自白居易《读道德经》）这首诗描写读《道德经》而产生淡泊名利、诊视生命思想。道家被称为“君人南面之术”，历史上对思想道德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医医德也影响颇深。

生命至上。重人贵生是道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后演变为生命至上思想。《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神圣职责，生命至上是医德的核心内容，医生必须始终以患者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最高目标。

精研医术。精研道术是道家的基本态度，《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后演变为精研医术思想。《古今图书集成》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医术精湛，方能药到病除，解除患者痛苦，造福苍生。

谦虚谨慎。谦下不争是道家的基本观念，庄子通过河伯望洋兴叹寓言，说明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后演变为谦虚谨慎，尊重同行的思想。孙思邈曰：“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谦虚谨慎，是减少误诊误治的关键；尊重同行，是医学获得进步的基石。

淡泊名利。少私寡欲是道家的重要观念，《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后演变为淡泊名利的医德思想，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古时，中医“卖药不二价，针灸不收钱”行规就是淡泊名利医德的生动体现。

患者平等。众生平等是道家的做人原则，认为天地对万物都是公平的，后演变为患者平等医德思想。孙思邈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医生必须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患者，尊重患者的平等医疗权。

在诸子百家中，道家对中医的影响最深，指导意义最大，中医的名实理论、医德文化，均受到了道家文化的浸润和滋养。道家与医家相互交感交流交融，造就了灿烂的中医药文化，维护了百姓的健康，也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发展。

中医对道家的深远影响

道家因中医药而更具影响力

“三门临苦县，九井对灵溪。盛丹须竹节，量药用刀圭。石似临邛芋，芝如封禅泥。”（节选自南朝庾信《至老子庙应诏》）这首诗描写作者在老子庙产生的医药养生遐思。道家思想与医药养生交感融合，吸引了注重健康者的注意力，扩大了影响，道家也因医药养生而魅力四射，光彩夺人。

《庄子·庚桑楚》载，南荣趎步行七日七夜找到老子，请教养生之道，宋代谢逸《送朱世英·其三》曰：“他年解组归来日，尚许南荣见老聃。”这个典故从一个侧面说明，道家因与医药养生相通而拥有众多信徒。《庄子·养生主》中，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如此文采飞扬地描写，是为了形容顺应自然规律养生的惬意。《黄庭经》成书略晚于《黄帝内经》，书中有许多内容源于《黄帝内经》，因此也特别受到文人的喜爱，晋代有王羲之为道士书《黄庭经》换鹅故事，陆游《道室杂咏三首·其三》曰：“白头始悟颐生妙，尽在黄庭两卷中。”

道士兼修医术，不但维护了自己的健康，也收获了崇高的荣誉。屠呦呦受《肘后备急方》启发成功提取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葛洪这位一千年前的道士，再次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对象。陶弘景因医术高超而出入宫廷，被称为“山中宰相”。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民间尊其为“药王”，修建“药王庙”祭祀。刘完素被金章宗称为“高尚先生”，被明武宗敕封为“刘守真君”，民间供奉他的香火也很旺盛。

因为拥有高超的医术、崇高的医德，这些道士才得到朝野的普遍认可，享誉生前，流芳身后，道家也因此更具社会影响力。

道教的建立与发展曾借助中医

“传语终南道众，早把良缘勤种。保守气精神，调摄乌龟赤凤。赤凤，赤凤，化粒金丹高耸。”（金末元初马钰《无梦令》）道教全真派领袖马钰的这首词描写通过养生传播教义。历史上，道教“援医入道”，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道教是在汉代黄老道家思想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及鬼神信仰而形成的我国本土宗教。东汉末年，疫病流行，针对民间愚昧落后、缺医少药的情况，道教将中医药与符咒之术相结合，治疗疾病，吸收信徒。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其弟张宝、张梁称大医，边行医治病边传教收徒，逐步创立太平道。裴松之注《三国志·二公孙陶四张传》引《典略》曰：“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张陵创五斗米道，《三国志·二公孙陶四张传》载：“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可见，在道教初创时期，以医传教是其主要的传播手段，借此来扩大势力和组织规模。

道教成立后，借医弘道又成为其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很多中医药书籍被收入《道藏》中，道教的很多书籍也常借医理来阐发其宗教思想。道教全真派在创立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多依仗中医药的力量。王重阳注重内丹修炼，不尚符箓，不事黄白，认为修道的根本在于修心，务必除情去欲，达到心地清静。丘处机著《摄生消息论》，对成吉思汗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马钰精通医术，善针灸，创“马丹阳十二神针”，明代杨继洲赞其：“治病如神灵，浑如汤泼雪”。

中医对道教观念的改变

“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节选自白居易《戒药》）这首诗描写服食丹药以求长生，反而导致灾祸。唐代皇帝认老子为祖先，大力推崇道教，社会上服食丹药导致的危害也很严重。

服食丹药思想源于古代方术，后被道家吸收。道士常以朱砂等矿物为主要原料炼制具有长生不老功效的金丹。五石散源自张仲景的“侯氏黑散”和“紫石寒食散”，原本是治疗疾病的药方，魏晋时期的士人受道家思想影响，常服食五石散以求延年益寿。

服食丹药的危害最先被医家发现，并予以严厉批判和积极治疗，最终导致道士改变观念，从服食外丹转向修炼内丹，促进了健康。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服食丹药中毒者的惨状，或“舌缩入喉”，或“痈疽陷背”，或“脊肉烂溃”。孙思邈《千金要方》曰：“自皇甫士安以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以来，亲见朝野人士，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北宋寇宗奭《本草衍义·丹砂》载：“炼服，少有不作疾者，亦不减硫黄辈。又一医流服伏火者数粒，一旦大热，数夕而毙。李善胜尝炼朱砂为丹，经岁余，沐浴再入鼎，误遗下一块，其徒丸服之，遂发懵冒，一夕而毙。”

正是医家通过惨痛的事实，证明了服食丹药以求长生成仙的荒谬，才促使道家在北宋后逐渐放弃外丹修炼，走上修炼内丹养生的道路。

中医与道家相互交感、相互包容，道家对中医的影响最为深远，中医也反作用于道家，改变了他们的一些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我们既要学习借鉴道家的智慧，也要看到其不足与缺陷，兼收并蓄，方能更好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